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城乡流动始终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最鲜明的时代特征。2026年的返乡观察覆盖全国20余个省份，从东部沿海的县域城镇到中西部的偏远乡村，从东北的老工业区到南方的侨乡聚落，人口的外流与回流、反向流动与县域集聚，共同勾勒出一幅复杂多元的迁徙图景。而人口流动引发的、城市空间重构，不仅改变了城乡的物理景观，更深刻重塑着人们的消费习惯、人情往来与生产实践。这些来自基层的鲜活案例，既藏着普通人在迁徙中的悲欢离合，更折射出城乡关系转型的深层逻辑。
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化与交通网络的完善，城乡人口流动已从过去单一的“农村流向城市”，演变为外流、回流、反向流动并存的多元形态。不同流动模式的背后，是经济发展、家庭需求与政策导向等多重因素的交织作用。
对于广大中西部农村地区而言，青壮年劳动力外流仍是主流趋势，但近年来受经济下行影响，传统的“外出务工—年终返乡”模式正在发生变化。湖北省洪湖市某农业村庄的返乡观察显示，疫情后经济增长放缓已常态化，外出打工的农民收入明显下降，以前月入七八千的岗位，现在大多只能拿到五六千，且就业机会减少，不少农户在家待业数月，务工收入出现明显缺失。在浙江宁波某行政村，工厂年前一个多月就因没有订单提前放假，大量农民工提前返乡，这与中西部农村的情况形成了鲜明呼应。
这种提前返乡并非主动选择，而是就业压力下的被动应对。河南省安阳市某镇，作为中西部少见的在地城镇化农村，过去依靠本地发达的第二、三产业吸纳了大量劳动力，但近年来随着环保政策收紧、小企业关停，大型重工业企业也陷入不景气，政府财政紧张，老百姓收入下降，外出务工的人数开始增加，但整体就业质量不高。河北省承德市某老工业区，二十年来受钢铁产能过剩影响，大批工人下岗，产业结构被动调整，2009年因环境污染易地搬迁后，多数家庭生计无着，大批青年人口 “逃去” 北京，疫情后老镇的老人陆续去世，整个镇子暮气沉沉，年轻人返乡过年的意愿越来越弱。
对于外出务工的农民工而言，城乡之间的“候鸟式”迁徙仍面临诸多困境。河南省商丘市某村的农民工夫妻，为了春节期间的几倍加班费和单位缺人的现实，只能选择在杭州就地过年，唯一放心不下的是家中遭遇变故的女儿，最终只能由家人将女儿和外孙接到杭州团聚。这种身不由己的流动，背后是农民工在收入与家庭之间的艰难平衡。
与农民工被动外流形成对比的是，部分地区凭借产业回流与政策支持，吸引了大量外出人口返乡创业就业，形成了“外出 — 积累 — 返乡”的良性循环。湖北省天门市的纺织服装产业就是典型案例，从2020年起，天门纺织服装产业规模从50亿提升至600亿，带动超过10万人返乡。之所以能实现这一突破，核心在于三大优势：一是“有人”，天门作为传统棉花种植大县，老一辈有棉纺裁缝手艺，80、90年代大量天门人外出做裁缝、开档口，积累了市场、资金和技术，培育了庞大的产业工人队伍；二是产业可移植，采用“线上设计—全流程生产—物流发货”的小快反模式，通过电商平台、直播销售制造爆款，还借助跨境电商远销140多个国家，以销定产降低了市场风险；三是政策保障有力，政府出面引进涤纶化纤生产企业解决原料短板，提供县、乡、村三级土地资源利用政策，设立2亿多元专项产业配套基金，在生育、购房等方面给予产业工人奖励和帮扶。
除了产业驱动的回流，还有部分中青年人因家庭原因或县域发展机会选择返乡，但回流后的生活状态呈现分化。安徽省安庆市太湖县某村，中青年人回流后并未急于承担养老责任，反而急于“搬出家”，每年因非结婚原因而盖新房、与父母分开居住的家庭有3-4家，理由多为孩子陪读、居住便利等，反映出年轻一代对独立生活空间的需求。而湖北省荆门市的观察则显示，县域社会中体制内家庭的子代更容易获得支持，部分年轻人大学毕业后返乡创业失败，最终沦为“啃老族”；而普通农民家庭的子代，因缺乏父代支持，即使大龄结婚，也常因经济原因离婚，对婚姻不再抱有期待。
“反向过年”的兴起，成为城乡流动的新趋势，即不再是农村子女返回老家过年，而是父母从农村前往城市与子女团聚。在深圳、杭州等城市，这种现象尤为突出。数据显示，2月初至2 月中下旬，“反向过年”的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84%。深圳市的返乡观察显示，今年春节期间，从老家前往深圳过年的乘客挤满了车厢，不少家庭选择在深圳团聚，原因包括爷爷奶奶去世后农村的“根”意识减弱、年轻人假期短不愿长途奔波、父母时间灵活，以及南方气候暖和等。
这种反向流动的背后，是家庭代际权力的转移与团聚方式的去乡土化。河南省洛阳市某村的一位村民，每年要从深圳跑回河南老家五六趟，参加亲戚朋友的婚礼、照料长辈，还张罗家族聚会，希望儿子未来能融入老家的社会网络，但对于年轻人来说，很多亲戚已经不认识，对传统社会的维系更多是被动参与，缺乏主动构建的意愿。在杭州团聚的某家庭，姐弟几人分工明确，有人负责机票行程，有人解决住宿，有人提供经费，把老家的亲人接到杭州过年，虽然没有下馆子，只是在家做饭聊天，但孩子们第一次坐飞机、坐地铁的新奇体验，以及家人围坐的温情，让团聚的意义超越了空间限制。
反向过年的流行，意味着春节团聚不再局限于农村的老宅，城市的商品房同样可以成为团聚的场所，家庭的核心功能从“维系乡土关系”转向“满足情感需求”，传统的乡土人情逐渐让位于核心家庭的生产生活。
人口的多元流动直接引发了城乡空间的深刻重构，农村空心化与县域城镇化形成了鲜明对比，城市空间也在人口流动中发生着适应性变化。这种空间重构不仅改变了城乡的物理形态，更重塑着人们的生活场景与社会关系。
农村空心化是人口外流最直接的结果，在河南、安徽、山西、河北等省份的农村地区，这一现象尤为突出。山西省原平市某村属于煤矿塌陷区，中青年人都搬到县城，留在村里的基本都是老人，一位独居老人因患重病，儿子虽在村却不同住，冬天晚上外出取煤时摔倒在院子里，在零下十几度的低温中被冻死，第二天才被发现，凸显了农村空心化后的养老安全隐患。
安徽省亳州市某村，80%-90%的家庭都在城里买了房，包括大部分70后也长期住在城里，平时村里以50后、60后为主，95后、00后因在城市上学，彼此之间甚至互不相识，同龄人的互动极少。村里的土地大规模流转给外来资本，租金从过去的三五百元/亩涨到1050元/亩，老人觉得拿租金划算，不愿再种地，但这也严重挤压了中农的生存空间，一位表姨夫妻原本流转200多亩土地，种地收入不低于外出务工，租金上涨后，一旦遇上非风调雨顺年就可能血亏，被迫外出务工谋生。
农村空心化不仅体现在人口减少，还表现为公共空间的萎缩与社会关系的弱化。湖北省监利市某村，随着村民日益习惯城市孤立的生活风格，村庄的公共生活不断萎缩，过去过年曾有的舞龙与腰鼓队逐渐消失，虽然有组织者尝试成立同氏族互助团体，但缺乏有力的组织与契机，难以恢复往日的公共活力。湖北省钟祥市某村，许多年轻人在外地做豆腐，基本都是年底最后两天甚至一天才回来，反而女儿不管嫁到本村还是外村，有时间还能回来看看，老年人在家基本靠自己过活，因没什么同龄人，又害怕给别人添麻烦，很少出门走动。
与农村空心化形成反差的是，县域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，县城成为人口集聚的核心载体，呈现出“外观都市化、内核乡土化”的双重特征。江苏省赣榆区的县城，外观上颇具都市样子，商品房、商圈、公园、市场、停车场等设施齐全，城区范围不断扩大，常住人口99万人，城镇化率达到60%，大量农村年轻人在县城买房就业，生活习惯和消费习惯已经都市化。但从内核来看，县城经济以非正规经济为主，没有大城市的大厂和正式单位，大部分人以做小生意、打散工为主，具有很强的不稳定性；家庭观念仍保留着浓厚的乡土性，人生意义和人生保障还是寄托在子女、孙代身上，遇到生老病死等人生风险能否度过，仍取决于子女的多少，因此普遍鼓励子女早婚多育。
县域城镇化的推进，离不开房地产与教育资源的绑定。湖北省洪湖市等中西部县域，房地产进入低迷期，房价从过去的每平米四千多接近五千，降到三千左右，为了卖房，政府在县城大搞教育集团，用优质教育资源拉动房地产；东部地区虽然房地产价格也有所降低，但这种“教育+ 房产”的绑定逻辑如出一辙，为了让孩子上好学校，家长仍需花费两百多万购买学区房，否则只能让孩子到乡镇学校就读。
县域的消费空间也在城镇化过程中发生变化。福建省寿宁县的县城，经济形态比较单一，基本围绕第一产业和生活性服务业展开，街面业态呈现出固定组合：零食超市、理发店、参茸店、奶茶店、小吃店等沿街排列，间隔不远就会再次出现类似组合，形成循环分布的格局；近几年带有洋文名称的门店明显增多，一些原本面向三四线市场的服装品牌下沉到县城，节日期间客流量较大。河南省台前县的县城则呈现经济疲软的状态，新区繁华路段有多处房产烂尾，房价回落，前些年修建的商场步行街日渐萧条，很多店面倒闭招租，消费降级趋势明显，超低价折扣店人流不断，而稍精致些的店面则门可罗雀。
人口流动也深刻改变着城市空间的社会属性，传统单位制小区的熟人社会逐渐瓦解，而部分老旧社区则通过治理创新，实现了空间的“造血式”更新。云南省大理市某单位制老旧小区，过去整个楼栋都是熟人，居民以业缘和地缘为基础形成互助体系，20年前一位老人去世时，整个楼栋的人家都主动过来帮忙；但随着时间推移，老人大批去世或搬走，居民越来越少，熟人社会逐渐瓦解为陌生人社会，公共生活消失，整个楼栋能相互说上话的仅剩两三家老人。河北省沧州市华北油田的单位制社区，相对封闭性导致农村老人进城后，原有的社会资本被大幅切断，新的联系难以建立，祭拜、唠嗑等维系意义的仪式活动在城市难以为继，只能每日在家看电视打发时间，陷入孤独状态。
与传统小区的衰落形成对比的是，部分城市社区通过治理创新，实现了空间价值的重塑。成都市武侯区玉林社区的治理模式，已从传统行政主导的“输血式”更新，跃迁为社区空间的“造血式”再生产，形成“政府引导—市场运作—社区共治”的复合型创新。形式上是物理环境的文创化与亲民化改造，实质是治理逻辑的深层变革——玉林社区摆脱了民政和社治委的单向支持，通过第三方社会组织的专业服务，盘活土地资本，引入市场化运营构建空间资本化闭环，使社区空间成为可循环的治理资源，从封闭小区重塑为嵌入城市肌理的有机共同体。
城市空间的变化还体现在公共活动的转型上。陕西省咸阳市渭城区，政府打造了多个标准化的年货街，还有主题灯展，但这些年货街太过同质化、标准化，反而没有以超市为核心的小街巷人气浓，大家基本都是转一下就走，很少真正购物。而新疆石河子市则借助红色文化资源，在传统节日依托文化街区与网红打造打卡点，春节期间举办系列打卡活动和烟花燃放活动，旧工厂街区、军垦广场等年代感地标成为年老群体的活动场所，商场则吸引中青年群体，线上线下联动，让城市空间充满节日氛围。
城乡流动与空间重构不仅改变了人口的分布与城乡的景观，更深刻重塑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实践，从消费习惯、人情往来到生产方式，都呈现出与传统模式截然不同的特征。
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与人口流动带来的观念更新，农村与县域的消费方式正在发生剧烈转型，线上购物兴起，消费需求呈现明显分化。河南省信阳市某乡，“多多买菜”等线上购物方式成为农民打年货的新选择，农民通过村里微信群的小程序下单，第一天下单第二天就能在村里的集散点拿到商品，蔬菜、饮料、拜年礼品等年货都能通过线上购买，一些子女不能回来过年的家庭，还会线上下单让父母去取，极大方便了农村消费。
消费需求的分化则体现在城乡之间与群体之间。广东省潮州市某镇，临近过年镇中心街虽然堵车、人流不少，但沿街商户普遍反映生意不好做，生意最好的只有快递站、家具五金店、卖菜卖肉的、理发店和奶茶店；家具材质从红木转向更耐用、价格更低的铝材，反映了外出务工群体的实用主义消费倾向；高档海鲜等非刚需消费的生意下滑，说明农民的消费更加理性，不再为节日过度支出。而四川省江安县的县城，物价比大城市还贵，原因在于大城市商业市场极致内卷，打折、团购券让消费更具性价比，而县城的商家借助熟人市场的社交属性，加之市场竞争不充分，拥有极高的定价权。
城市消费则呈现“降级与升级并存”的特征。广西玉林市某区，一位开在万达广场的餐饮店主感慨生意一年不如一年，其实并非消费者不消费了，而是消费需求发生了变化：一方面大家消费降级，更倾向于寻找带有“烟火气”的小摊和小店，流动餐饮车越来越多；另一方面，大家对全国连锁的商场产生疲倦，转向本地打造的特色文化街区、新潮时尚的消费广场，愿意为文化内容的溢价买单。河南省台前县的县城，超低价折扣店人流不断，而稍精致的店面则门可罗雀，消费降级趋势明显。
人口流动带来的空间距离与生活节奏变化，让传统的人情往来模式面临挑战，呈现出理性收缩与圈层重构的特征。山东省青州市某村，年轻一代压力增大、人情收益感下降，传统差序格局的人际网络正在被主动简化，一些往年必须走动的远亲提前打电话，说“过年走动给孩子们添负担，以后就免了”，人情关系开始理性收缩。四川省自贡市某村，则出现了 “父辈隔断人情，年轻人负责走人情” 的特殊现象：父辈普遍50-60岁，外出打工30年左右，长期不在家，与邻居、亲戚都不熟悉，如今回到家中，村庄里熟悉的同龄人已大量去世，再无熟悉的社交圈；而他们的子代（25岁左右）大多是在村庄中长大的留守儿童，童年时与朋友、亲戚联系极深，且外出工作时间不长，对村庄的归属感更强，因此更有走人情的意愿和能力，但年轻人走人情的理念、方式与父辈差异显著，比如不在家中过夜、亲戚朋友混同接触等。
反向过年与县域集聚则催生了新的人情圈层。山东省淄博市某镇，县域城镇化带来了亲属关系的加强，由于计划生育导致家庭少子化，80后及以后世代普遍缺乏丰富的血缘社会支持和情感支持，基于对血缘关系的情感需求和社会支持功能需求，他们普遍加强了与堂兄弟姐妹和表兄弟姐妹的联系，又因为大都在县城工作生活，沟通聚会方便，平时和过年过节都会经常相互走动，不仅不会断亲，亲属关系还大大强化。在深圳、杭州等城市的反向过年家庭中，虽然远离了老家的亲戚网络，但家人围坐聊天、分享一年生活的温情互动，让核心家庭的情感联结更加紧密，人情往来从“维系广泛的乡土关系”转向“深耕核心家庭情感”。
城乡流动带来的人口结构变化，也深刻影响着农村的生产方式，土地流转规模化、产业形态多元化成为主流趋势。河南省漯河市某县的香菇产业，90年代就有种植传统，2015年一位本地房地产老板投资种植5个基地，租地导致地租从每亩800元涨到1300元，还使用了金融扶贫资金，累计向贫困户分红3000万元，但到2021年累计亏了7000万元，最终由城投接手，不再直接种菇，仅从事上游的制棒环节，香菇种植重新回归小户模式。小户种植中，四五十岁的夫妻种五六个棚、五万棒到十万棒，每个棒成本2.5元，每棒产香菇1.5斤，每斤3元，一对夫妻辛苦一年可挣大几万到十多万元，香菇种植和收购分拣环节需要手工操作，吸纳了当地村庄的半劳动力，老年人每天能挣50到100元，实现了就业与增收。
安徽省亳州市某村，几乎所有土地都包给一位东北老板种高粱酿酒，地租1000多元/亩，今年雨水多，小户种高粱都亏了，而东北老板用机器收割、种得晚，高粱未熟躲过了雨水冲刷，可能没有亏损，还雇人开大型机械收割，上午5-10点工作，一天工资500元，体现了规模化种植与小户种植的抗风险能力差异。湖北省松滋市某村，近五年因临港工业园建设征走80%的土地，三代人对土地的情感和态度呈现明显差异：爷爷奶奶依赖土地维持生活方式和尊严，不愿征地；大伯将土地视为生存方式和收入来源，既希望保留土地，又期盼征地能给儿子在城里买房；堂哥在工业园上班，土地对他来说已完全货币化，希望尽早征地进城，反映了不同代际对土地生产功能的认知变化。
县域产业则呈现多元化转型趋势。山西省阳泉市作为工业城市，煤炭曾是核心支柱产业，百团大战85周年纪念以来，当地开始探索新的发展路径，从以能源为主转向红色文化、电影和旅游相辅相成，各个公园里增加了很多关于本地非物质文化遗产、民俗、景点的说明和介绍，与春节灯火相结合，凝聚了人气，也增加了城市的温度。福建省泉州市某村，以出口陶瓷为支柱产业，但由于县财政进入“紧缩模式”，取消了之前的退税协议，导致企业利润空间大幅压缩，行业面临大洗牌，被迫走向转型。
城乡流动与空间重构在重塑生活实践的同时，也引发了一系列矛盾与不适，代际隔阂、空间不适与权益保障问题，成为流动群体面临的主要挑战。
人口流动带来的生活环境与成长经历差异，加剧了代际之间的隔阂，这种隔阂既体现在观念上，也表现为情感上的疏离。河北省沧州市华北油田的农村老人进城后，与晚辈交流时呈现出“不能开口”和“不敢开口”的失语状态：不同代际的家庭成员所处的时代环境与社会分工不同，祖辈的农耕生产与村落熟人社会经验，与晚辈的城市成长语境存在巨大差异，他们不知道“如何发问”，即使有朴素的关心也会因思维差异导致对话难以理解；同时，老人在城市中面临社会网络断裂、经济地位依附、空间权力剥夺等问题，心理上的不安全感让他们不敢随意开口，害怕因不了解城市规则而说错话、做错事，只能选择沉默。
观念差异则体现在婚恋、育儿、养老等多个方面。湖北省荆门市某村，老年丧偶女性普遍不愿再找伴侣，认为“又不用干体力活了，又不缺钱用，自己一个人不知道几快活”，而老年丧偶男性则非常积极再找，这种差异源于不同性别对老年生活的需求不同；征地拆迁后，老年人再婚还变得特别要求“门当户对”，核心是双方都有养老金和赔偿款，若不“门当户对”，子女一般要求不能拿结婚证，导致当地有很多同居老人。安徽省安庆市太湖县某村，年轻夫妻往往有正式工作，将孩子交给婆婆带，还会给婆婆开具科学育儿指南，婆婆因此感觉受气、动不动挨骂，家庭矛盾频发，反映了城乡育儿观念的冲突。
无论是农村老人进城，还是城市年轻人返乡，都面临着空间转换带来的物理与心理不适。农村老人进城后，不仅要适应电梯、门禁、燃气灶等新的生活设施，还要面对陌生的邻里关系与公共空间，河北省沧州市华北油田的老人，脱离了农村的熟人社会后，原有的社会资本被切断，新的联系难以建立，祭拜、唠嗑等传统仪式活动在城市难以为继，只能每日在家看电视打发时间，心理上的孤独感难以排解。云南省大理市的本地居民，则面临着旅居人口涌入带来的空间挤压，大量外地游客带来了中产化的生活方式和小资化的观念，推高了当地的物价和房价，让本地感到被边缘，本土文化也面临被稀释的风险。
城市年轻人返乡则面临着农村空间的“陌生化”。安徽省亳州市某村的95后、00后，因长期在城市上学，回到农村后对村庄的环境、邻里都感到陌生，同龄之间甚至互不相识，难以融入村庄的社交网络。湖北省武穴市某村，返乡的年轻人要么聚集在棋牌室打牌，要么在家玩手机，学龄孩子则要么做作业、要么玩手机，学前孩子数量减少，路上很少见到跑来跑去的小朋友，年轻人与村庄的物理空间虽然重合，但心理空间却相互隔绝。
城乡流动过程中，部分群体的权益保障面临挑战，尤其是农民工、农村留守老人等群体，在就业、养老、收入等方面存在诸多问题。湖北省阳新县某村，年底成为农民向村集体讨债的高峰期，村里拖欠清洁工工资、公益林补偿款、手艺人工程款等问题频发，只有“敢得罪人、敢说狠话”的农民才能讨到钱，老实人只能持续被拖欠；村集体经济薄弱、三资管理不规范、统筹挪用资金等问题，导致干群关系紧张，农民的合法权益难以得到保障。
农民工的就业与收入权益也缺乏有效保障。河南省安阳市某镇，随着小企业关停、大型企业不景气，农民工的就业机会减少，收入下降；湖北省洪湖市的农民工，不仅收入降低，还面临就业不稳定的问题，不少人在家待业数月，务工收入出现缺失。而在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下，广东省惠州市的轻工业工厂受到巨大冲击，部分企业裁员，虽然被裁员工能得到一定补偿，但仍有不少人通过劳动仲裁争取更多利益，包括补缴十几年的住房公积金；而企业则通过偷税漏税、劳务派遣等方式转移裁员风险，劳资矛盾日益凸显。
农村留守老人的养老权益保障则更为薄弱。山西省原平市某村的独居老人，在寒冷的冬天摔倒后无人及时发现，最终被冻死，暴露了农村空心化后留守老人的养老安全隐患。湖北省钟祥市某村，一位95岁的老太太，两个儿子都去世了，孙媳妇很少照顾，眼睛耳朵不方便、腿脚不便，却还要经常出“远门”购置物品、买药打针，因此摔了好几跤，家人的态度还很冷漠，老人的生存与尊严权益难以得到保障。
2026年的返乡观察显示，城乡流动已进入多元化、常态化阶段，人口的外流、回流与反向流动，共同推动着城乡空间的深刻重构，也重塑着人们的生活实践。从农村空心化到县域城镇化，从线上购物普及到人情圈层重构，从土地规模化流转到县域产业转型，城乡之间的互动日益频繁，边界逐渐模糊。
但流动与重构过程中，也存在着诸多矛盾与挑战：代际隔阂加剧、空间适应困难、权益保障不足、农村空心化带来的养老困境等，这些问题既影响着流动群体的生活质量，也制约着城乡关系的良性发展。
未来，要实现城乡流动的良性循环，需要从多个层面发力：一是加强县域产业支撑，推动产业回流与转型升级，为返乡人口提供稳定的就业机会；二是完善城乡公共服务，缩小城乡在教育、医疗、养老等方面的差距，让流动群体能够平等享受公共服务；三是健全权益保障机制，加强对农民工、农村留守老人等群体的权益保护，化解劳资矛盾与农村集体资产分配纠纷；四是促进城乡文化融合，搭建代际沟通桥梁，减少空间转换带来的适应困难。
城乡流动不是单向的“城市吞噬农村”，而是城乡之间的双向互动与共同发展。只有让流动群体的权益得到保障，让城乡空间的价值得到充分发挥，让传统与现代的文化得以有机融合，才能让城乡流动成为推动乡村振兴与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，实现城乡共同繁荣的美好愿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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